包某与陆某系母女关系。包某以借贷纠纷为由，将陆某诉至法院，要求陆某归还借款4万元。

原告起诉时向法院提供了四份证据材料。证据一：某医院财务处的书面情况说明，证明陆某领取了包某享有的住房补贴1万余元：证据二：拆迁房屋结算表，证明陆某领取了包某享有的3万余元拆迁款：证据三：被告的书面说明，证明陆某共领取了包某上述4万余元：证据四：原告代理律师与被告通话录音，证明陆某与包某之间曾发生借贷事实。

庭审中，被告承认领取了原告名下的4万余元款项，但认为该款系原告赠与，双方之间未发生借贷关系。故要求驳回原告起诉。原告因缺乏能证明其与被告曾发生借贷关系的有利证据，其起诉被法院驳回。

笔者认为，本案原告提起诉讼，有两个诉由可以选择，一个是不当得利返还之诉；一个是借贷纠纷之诉。

若原告选择不当得利返还为诉由，其在诉讼中承担的举证义务较轻。通过上述四份证据材料可以看出，前三份证据能证明陆某领取了应属包某所有的款项4万余元，不论其领取款项的行为基于何种理由，若其举不出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占有款项的行为合法，该行为即为不当得利行为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被告举不出相反的证据以否定原告的主张，原告提供的前三份证据即可证明其诉由成立，被告依法就应返还其不当得利。

若原告选择借贷纠纷为诉由，则其举证义务相对较重。就原告提供的四份证据而言，能直接证明原、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只有第四份证据。但是，通过对第四份证据的证明力（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）进行审查，可以看出，该证据的可采性较弱，因为：首先，证据四对原、被告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而言属孤证，其无法与前三份证据相互印证；其次，证据四的取证过程存在问题，因为该证据系原告代理律师所作的调查笔录，其有效性的要求不同与当事人自己取证。律师调查取证应符合相关法定及职业规范，取证时应当注意自己的身份及调查事项，并告知被调查人如实作证，且不得威胁、利诱被调查人提供虚假证据。但本案原告代理律师在取证时并未遵守上述规范，调查所得证据的有效性存在瑕疵，一旦庭审中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并导致其未被法庭采纳，原告即很难利用其余三份证据证明其诉由成立。

所以，原告选择借贷纠纷为诉由，必然加重原告的举证负担并使其落入自缚手脚的境地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唐爱忠